宁卫民办事从不耽误工夫。
才吃过了槐花懒龙，第二天一早，他就又主动邀约天坛园方的几位主要领导，以及乔万林和其顶头上司一起去吃宫廷大菜去了。
要说起来，从家常饭菜一步就迈到了顶级的山珍海味的水平，这悬殊是有点大。
而且他抽不冷子就冒出这样一个“实地考察，吃饭取经”的主意。
对旁人而言也确实有点仓促，让人措手不及。
毕竟京城人在请客吃饭的事儿上是最在乎礼节礼貌的嘛。
俗话说，三天为请，两天为叫，当天招呼的只能算是现提搂。
可问题是，像这样的“紧急公务”，那是宛如二师兄升任“净坛使者”一样的美差啊。
谁也逃不过这种诱惑，这是人的本性。
绝没有人不愿意推掉手里的事儿去尽力配合的。
尤其按照常理来说，哪怕是天坛园方和服务局的干部，也无缘品尝那些常人只得耳闻，贵得要命的东西。
或者说，他们的职务和级别决定了他们所能参加宴饮的水准，顶多也就是便宜坊、老正兴、都一处、一条龙这样普通馆子范畴而已。
1978年之后，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共和国带着刚刚摆脱禁锢的喜悦，沐浴在新时代的光辉里。
只是尽管社会大体环境在持续不断的好转。
但也并非所有人的日子，都能于第一时间扭转颓势，奔向幸福的康庄大道。
因为有句话说的好，全天下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
别忘了，五个手指头还不是一边儿长呢。
人世间总有那么少数的几个人，是背得离谱儿的特例。
明明没做错什么，他们的日子却在酸涩的苦水里越浸越深，一点儿不见好转的迹象。
让人无法不心生同情。
可即便是这样的可怜人，也仍旧不是最糟的情况。
说白了，就像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比惨”段子一样，那才叫造化弄人哪！
这可不是胡说八道，现实生活里，真有这样的事儿。
别处不提，就说京城煤市街扇儿胡同2号院的一老一少吧。
他们就属于这样狭路相逢的两个倒霉蛋。
老的叫康术德。
1918年生人，祖籍津门静海。
少年时逃荒来到京城，后以“打小鼓儿”为业。
由于旧时年月里，京城只有两个行业最来财。
一个是吃瓦片的，另一个就是古玩行。
康术德不但在京城娶了媳妇，还买了房子。
实际上这扇儿胡同2号院，他就是房东。
只是时代的更迭，却让人生的方向很难把握。
解放以后，康术德全家都回了老家。
随后经过十几年的沧海桑田，变得只剩下孤身一人。
1979年，老家房子偏偏又因雨坍塌了，康术德就又跑回京城来了。
再见面，院子里这些老房客对康术德都心生同情。
因为就他那穷困潦倒的样子，比起他当年要饭进京的形容也不差什么。
于是在几户房客的说项之下，经由街道和房管部门批准。
康术德就搬进了他原先住过的两间小北房，暂且容身。
由于户口申请有个过程，康术德领的粮本儿是临时性的，每月的油盐酱醋，暂时都得靠邻居们帮衬。
经济来源呢，康术德也只能先靠给运动中改名为“京城中药店”的同仁堂糊纸盒子聊以过活。
这样的处境，对这么一大把岁数的人来说，可怜不可怜？
可别看他可怜，还有比他更可怜的。
说起来也邪门了，就没有这么巧的。
偏偏就在康老头儿勉强安顿下来不久。
另一位同样有权住这两间小房的主儿，也在1979年冬天，跑回京城来了。
这就是返城知青宁卫民。
说起这小子，更是个苦孩子。
宁卫民是1961年生人，父亲宁长友是大栅栏起重社的三轮车夫。
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因为烟酒无度犯了脑淤血，早早过世了。
宁家实打实，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所以这幼年丧父的孩子，连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
全是靠他那个在街道缝纫社上班的寡妇妈独自拉扯大的。
至于他们娘儿俩搬到扇儿胡同2号院来，当然是康术德一家搬走之后的事儿。
主要是街道干部们特意照顾，可怜卫民妈寡妇失业的不容易。
觉得她们要是搬到这儿来，上班也就近了。
而搬到此处之后，明明住得好好的，宁家娘儿俩为什么又会让这两间小房空置呢？
那也只能说命运的捉弄了。
敢情宁卫民初中毕业后，去京郊房山插队。
偏偏1977年，就因为去房山看他，他母亲在路上出了交通事故，撒手人寰。
而宁卫民没有缝纫手艺去接替母亲的工作，直到两年后，才能按政策把户口迁回来。
可宁卫民接茬又是一个没想到。
终于回到京城的他，发现自己竟然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了。
他的家已经住进去去一个陌生的糟老头子。
这又是何等的憋屈？
难怪人说，人要是背起来，恨不得连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都蹦自己脚后跟呢。
总之，两个走投无路的人都指着这两间小房过下半辈子呢，这事儿一下就拧巴了。
无论是康术德还是宁卫民，谁都想让对方走人。
为此，他们不但让小院里的邻居们评理，还起了激烈的争端，一下子闹到了街道干部面前。
可实打实的来说呢，面对这样的情形，街道干部和邻居们，也是左右为难，难以裁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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