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作为的、发生了的事情，才能够给他们新的知识。
而对于敏锐的高智商人士，尤其是做过律师、谈判专家或者测试工程师的资深人士而言，没有发生的、或者以不作为姿态体现的事情，同样会给他们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
因为这些人往往游走在极限试探作死的边缘。
当他们干了一件自以为肯定会犯法、或者导致人质被划两刀、或者BUG报错的事情后，却居然没有遭到报应，
那么他们就会修正脑内的预设想法：原来现行法律的执法尺度这么松、原来这个歹徒的心理承受极限那么强、原来搭档的程序员没那么菜……
而李素显然也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别看他每天听婢女鼓瑟泡澡没做事，他在这半个月里，他就于无为之中摸索出了一些心得，调整了对将来改革变法难度的认知。
这个认知就是：在汉末，搞关于钱的改革，远比搞关于人的改革，要容易。
这个认知说来简单，但总结的过程却不简单，而且很反现代人的认知模式，李素也是花了好久静下来才想通的。
因为在现代人看来，财政改革和人事改革都是零和博弈，现代人习惯了金融资本注意的大水漫灌，见多了金融危机一来疯狂印钞票稀释穷人财富，所以他们知道钱会生钱，知道钱多的人会越来越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知道有钱人凭空变出钱来本身就是对穷人的剥削。
李素一开始也下意识怕汉末的人这么抵触他，但最后发现想多了。汉末还没有金融（高利贷是有的），人们脑子里也没有普遍的“有钱人会越来越有钱”的绝对认知，大家都还相信财富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实打实东西。
只要人心还相信蛋糕是可以被做大的，应该把目光放在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甚至扯后腿上面，那么李素就能用技术革新和发展生产力，来弥合税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矛盾。
逐渐把人与人的矛盾，转化为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矛盾，把大汉从末路上带出来。
从最终爆发的反抗节奏来看，也是从李素的治蜀方略中生产力得到更多发展的郡选择了支持，只有那些得益很少的郡才建议比较多。既然如此，继续发展生产力，就有可能赢得全面支持。
而相比之下，关于人的改革，也就是人事制度或者说选官制度，才是任何时代都一样难的存在。
如果李素今天要搞的不是租庸调制，而是什么科举制或者九品中正，引起的争辩激烈程度肯定要强上十几倍，而且哪怕他可以在生产科技上开挂也压制不了这种争辩。
因为汉末的人已经很理解“人事选拔是一场零和博弈”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钱可以变多，官不会变多，或者说官乱封就会贬值，别人容易做官就等于你不容易做官。
秦朝初建的时候几乎要有灭国之功才能封彻侯，到了汉初就贬值了，东汉更贬值，现在相比于秦朝已经算烂大街了。
这也是为什么李素建议刘备的改革，一定要先从钱开始，钱彻底搞定了才能动人。
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变法一定要先挑软柿子立威。
有了这样的心理建设之后，李素再面对现在这种程度的提意见，心态才更加平和。
这才哪到哪呢，咱要有容人之量。
……
第二天一早，李素跟着刘巴，非常正式而又礼数周全地来到汉中王行宫。
广汉郡和新划的汶山等地的“公车上书”代表官员，也已经在大王面前，准备正式辩论，畅所欲言了。
这是一场很正式的辩论，大家都是对事不对人。
李素到了之后，刘备也不跟他套近乎，而是很正式地询问：“右将军，犍为郡和汶山的官员、名士的意见汇总，都看过了吧？是否有理，可能驳斥？”
李素拿着当笏板的扇子，拱手正色：“回禀大王，驳斥谈不上，大家都是一心为国，当同舟共济集思广益。诸位同僚之言，我都择其紧要看过了，有些确有可取之处，可以吸纳补充到新法里，但大多数假设并不足虑。”
这番话就说得非常有风度大度，而且实事求是，并没有王安石司马光之流的斩尽杀绝不讲理。
刘备点点头，就转向代表蜀郡贫困地区的名士代表杨洪：“既如此，你且先向右将军陈述你们的担忧。”
要说杨洪这人，李素之前也见过一面，还去他家做过客。他来自青城山区边缘的都安县，也就是都江堰那一带。
而历史上刘备入蜀后曾经把蜀郡拆分为蜀郡和汶山郡，汶山地区就是青城山以西的山区，比较穷一些。现在虽然还没正式拆成郡级单位，但当地的经济风格已经跟蜀郡的成都平原部分颇为不同了。这些贫困山区的意见确实应该兼顾。
而杨洪历史上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在汉中之战，当诸葛亮面对刘备的求援时，杨洪建议诸葛亮：“此何时也？无汉中则无蜀，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也算是个忠于汉室之人了，后来诸葛亮执政后封为蜀郡太守。
此刻，只听杨洪诚恳地建议道：“大王，这租庸调法所定的新税率，我们汶山诸县上下士绅并不敢有异议，删繁就简名实相副，也堪称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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