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布来说，从几年前被迫南下的时候开始，他就已经有预料到今日的局面了，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而已。
曾布这个人心胸狭窄、善妒，但他的才学与眼光却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也不能当上宰执。
从几年前大夏一口吞下陕西六路以及淮水以北地区的时候，他就知道，大宋朝是打不过西夏的了。
到了临安之后，曾布一直想要重新取得权利，倒不是真的为国为民，而是想要阻止大宋往深渊里走去。
曾布想要强国强军，力争让大宋苟延残踹下去，至少不要在自己有生之年之前被灭亡，当然，什么北伐夺回故土之念却是想也不要想，曾布也不想。
但蔡京的存在，让曾布的想法付诸流水，曾布直到大夏再次起兵伐宋的时候，才借助灭国的危机重新取得权力，只是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
临安如同纸糊一般被狄骧攻破，君臣如同丧家之犬被赶到了歙州，之后更是狼狈地往西南逃窜，最后还是难逃被擒的命运。
之后宋朝文武百官都被扭送之汴京，这一路上，除了赵顼，最为沮丧失落担忧的人便是曾布了。
而这种感觉，越是靠近汴京，就越是强烈，而这种感觉进入汴京城，入住驿馆之后，终于抵达了巅峰。
在驿馆之中，除了一开始看守人不让他们沟通交往，但过了几天之后，看守就放松了，只是不让他们外出，他们相互间走动并不被禁止，因为外面也有人不断来访。
让曾布感觉到越来越紧张的是，文武百官基本都有人去拜访，整个驿馆，只有他与赵顼却是没有人敢来拜访，即便是臭名昭著的蔡京，都有人过来探望，虽然是少了点，但并非没有。
赵顼没有人敢去探望这很正常，毕竟是亡国之君，在情况没有明确之前，大家不想去接触也是正常，但自己却是真正被排挤了。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曾布大约也心里清楚。
自己前些年背叛欧阳辩，然后排挤嘉佑二年的同年，还大力打击央行系的官员，而这些人，是现在大夏的中坚力量，欧阳辩是皇帝，苏辙章惇王韶这些人都是宰执，嘉佑二年的同年大多也都占据了朝廷中重要的位置，央行系官员已经是大夏朝最大规模的群体了。
也就是说，这大夏朝，从上到下，基本上都是自己的敌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谁敢和自己接触？
如果仅仅是如此也就罢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驿馆中的人越来越少，因为那些官员被欧阳辩接见之后，然后被安排了工作，被安排了工作，自然不再住这里了。
如果是这样也就罢了，关键是连赵顼都搬出去了。
驿馆中，所谓的罪官只剩下他一个了！
赵顼那可是亡国之君，连亡国之君都排在他的前面出去了！
据说赵顼是去了澄园，然后还获得了大片的土地的收入，基本上算是得到了欧阳辩的谅解了，可自己却像是被遗忘了！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人来找他。
两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人来找他。
三个月快要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找他。
他仿佛被遗忘了。
等待与未知才是最折磨人的，相比起这永无宁日的等待，还不如干干脆脆被治罪呢，至少那样可以心安理得接受安排。
时间已经到了冬季，汴京城一片雪白。
南方的战事已经停歇了。
赵顼的几个儿子组建起来的流亡朝廷就没有抵抗多久，因为大夏得人心。
大夏在接手江南的时候，立即宣布分地，这当然会让地主们不爽，但在兵锋之下，就没有谁敢当真反对的，所以分地的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光是这个事情，就足以让整个南方支持大夏朝。
虽然有各种不和谐，但对于大夏的扎根是有好处的。
大夏的官员到了自己的辖区，只要做到公平公正的分地，之后的事情变非常好开展了，有些地方原来是有盗匪的，但听说了大夏的做法，盗匪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重新去做一个农民。
这种选择倒不是他们心中向善，而是他们本来就是被迫无奈落草，现在回家乡的话，就有土地可以分，只要有地可以耕种，他们不会想着去当盗匪的。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大夏军队每到一处，除了协助土改和打击叛乱，更多的便是打击匪患。
淮水以南颇有一些大的匪患，比如说洞庭湖匪、湘西匪，规模都颇为庞大，已经成为大宋朝廷的痼疾了。
十几年前欧阳辩成立银监卫的时候，将大宋的土匪犁了一片，后来欧阳辩西出，银监卫也跟着去了西夏，之后大宋土地政策再次被废弛，各种苛捐杂税再次卷土重来，百姓又活不下去了，只能落草为寇，于是各地的匪患再起，尤其是洞庭湖匪与湘西匪。
而湘西山地多，则是让山地特种师进去，不过一个月的事情，湘西匪患基本根除。
所以消息稍微灵通一点的盗匪，听说大夏军队的到来，便赶紧回家乡去，免得被抓去劳改。
是的，大夏军队尤其热衷将盗匪抓去劳改，比如说抓去修道路、修水渠这些事情。
分地、扫荡匪患，光是这两样政策，就足以让百姓归心了，百姓心向大夏朝，宋朝余孽便无处藏身了。
有百姓带路，原本躲藏在山中的或者是大泽之中的流亡朝廷，俱都被一一捉拿归案，这么一来，大宋朝也就真正的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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