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云很重视媒体的力量，在现时通讯并不发达的今天，媒体就是公众的眼睛哪。任丘日报社、任丘广电集团，还有来自南京、北平、武汉、两广，甚至重庆的一些媒体都有记者从军。现在，当苫米地四楼为首的一万余鬼子被38师缴械的时候，这些记者们正用照相机疯狂的拍着照，一些文字记者则已经打起了腹稿，诸如两百余年最酣畅淋漓的一场胜利之类的词句比比皆是的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
一万余鬼子俘虏中，倒有七八千是重病号。但依旧是辉煌的胜利，38师的官兵们，向天空抛出手中的枪械、帽子，欢呼雷动。张自忠为首的一行高级军官走进战场的时候，战士们纷纷迎上去，用他们略带嘶哑的声音向他们最尊敬的长官报告着胜利的消息：“军座，我们打赢了！”“军座，我们俘虏了几千小鬼子呢！”……不少人流着泪，哽咽着跪在地上，在他们身边，是他们的亲人、最亲密的战友。为了打赢了这一仗，为了保卫天津，这些默默无名的战士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留在了这片生活过、、战斗过的土地上。
远处的天津方向，大批的民众正抬着丰厚的慰问品潮涌过来。胜利的消息早已经传进了天津城里，现在，整个天津城比过年时还要热闹——或许，有些人是自私的、怕死的，但是，没有人愿意做亡国奴，没有人愿意丢弃自己的家园。
关东军前来增援的两个旅团，现在已经开始撤退了。既然108师团已经被围歼了，他们的增援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要和中国人全面开战吗？不仅是南次郎还是关东军，就是日本政府，想来也都没有做好准备。当然，如果38师没能一举歼灭108师团的话，或者，一场大战已经开始了。
发生在天津李庄的这一场战事，最终以108师团的溃败而告终。而在中国媒体的大力报道下，南次郎和关东军要想瞒住这个消息已经不可能了。可笑的是，南次郎为首的关东军指挥中枢，发动这样一场战争的其中一个目的，本是为了把南次郎留在关东军司令官的宝座上的，但是现在，南次郎却要承担这失利的主要责任了。就在任丘日报将土肥原和苫米地四楼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并以“战俘”这样的词语标明其身份的时候，南次郎被日本军部罢免了。被罢去官职的老鬼子将以罪人的身份回国，等待他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而因为这件事的影响，日本历史上决定其二战命运的，本来该是2月26发生的“二二六事件”提前爆发了。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印记，来看看此时的日本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20世纪30年代，小日本的日子并不好过。面对当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日本这个工业国家自然也未能幸免。偏偏在这个时候，这个小小的岛国依然穷兵黩武，结果就导致军费逐年递增，使得国家总预算连年有增无减。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军费支出更是占到了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1．2％。到了1934年，又激增到44％，而到了今年，已经增加到了让人瞠目的47．7％。这就导致了日本政府财政预算的巨额赤字。而为了弥补这一点，维持国家机器运转，日本政府只得频频的发行公债和印刷钞票，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其带来的间接社会恶果是：劳工工资降低，米价下跌，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大降低，田地大面积荒芜、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员踯躅街头，劳资纠纷层出不穷，都市农村经济同时陷于绝境。到了1932年年底，日本农户已经平均负债2000日元，每天都有人因为生计问题悬梁自尽、跳河自杀，甚至有走投无路的家庭全体自尽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基于所谓军需景气的刺激，使明治维新以来的产业结构逐渐转向战时体制。日本政府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大财阀们对主要产业的控制力。三井、三菱、住友、日产、申岛正是在这种政策的保护下相继壮大，形成了巨大的独占资本。这些被称为“死亡商人”、因战争崛起的大财阀们为了不让已扩大的生产陷于停滞，就必须诱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和好战的军部、政府勾结——时刻不忘的就是战争。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名叫北一辉的日本作家和他那本名叫《日本改造方案》的书。说起来有点可笑，这个中学没有毕业，全凭自习，博学多闻文采、口才俱佳的所谓作家，这本书竟然是于1919年8月在上海的一所公寓里写就的。北一辉写这本书的目的，乃是鉴于当时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蔓延的趋势，唯恐日本重蹈俄国覆辙，出现列宁的政权或德国的社会主义，故四处奔走游说的同时，以这本书鼓励日本军人和有志之士对日本进行所谓的改造。
是时，由于受一战后大裁军的影响，日本众多的少壮军人正处于徬徨苦闷之中，北一辉这本书的出现，可以说正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一时，《日本改造方案》被这些少壮军人奉为金科玉律，而北一辉本人不仅被他们尊为教祖，更被一些右翼团体看中。其中，有日本右翼理论家之称的大川周明更是亲赴上海将其接回北一辉接回，拉入自己创建的右翼革新团体“犹存社”中，使日本极右派声势为之一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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